雍正二年八月十五秋节，胤禛因着国事繁多没有大办宫宴，只是给各宫添了几样菜品和秋糕点，就连本该按惯例往皇后宫歇息也免了。
    景仁宫一向是自己准备吃食的，故而御膳房赏下来的吃食都分给了仆婢加餐，我、钱氏和郭氏三人凑了一桌在景仁宫的院子里赏月品酒好不自在。这郭氏是个手巧的，自个儿做了几盏绢布小花灯挂在廊下凑趣，也给景仁宫里添了些景致。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钱氏微醺，身子也有些乏了，便让宫人扶去屋里歇息。郭氏是个话少的，在我跟前也甚是拘谨，我见她这般不自在，也让她回去歇息。
    入夜，小顺子如期而至，带来了一直等候的消息。
    果然如猜测的那般，小顺子派人跟踪了胤禟身边那亲信护卫数月，终于顺藤摸瓜查到了春儿的下落，也最终确定了春儿果然是这些年一直对我和我家人使绊子下黑手的幕后主使者。
    “春儿的孩子死了，她认为是主子那时给她用的假死药有问题，也觉得是主子故意不想让她留下这孩子。”小顺子说。
    “孩子死了？怎么死的？”我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导致春儿恩将仇报，但也不确定这其是不是真有假死药的原因。
    “孩子是一生下来没活过三日就夭折了，奴才查到当年为她接生的稳婆，据说是先天不足导致的早夭。”小顺子回道。
    先天不足吗？我仔细回想自己当年给她用的假死药是否会造成胎儿先天不足。当年那假死药的成分是河豚毒素，这原本就是一种神经毒素，在这种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时代，没有产检的情况下，加上春儿当时处于忧惧交加之，几方面的因素叠加来会不会对腹胎儿的身体造成影响都未可知。
    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又无意间沾上了这份因果，但即便如此，对于那个早夭的孩子，我心里却谈不上有多抱歉，我没有那么圣母，先不说这孩子本就不是被祝福的存在，再加上春儿因为这个孩子的死给我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又因此害死了我父母，就连我胎死腹的那个孩子，我若与春儿那般猜疑，只怕也会怀疑此事有没有她在背后做手脚。如今这些事已不可追溯，那么有我父母的两条命去抵她孩子的一命，我也不欠她什么了。
    “那护卫和她又是什么关系？”对于这一点我也有些猜测，只待小顺子查到的消息来证实。
    “春儿与那护卫有染，那孩子也未必真是九爷的，或许连春儿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小顺子说。
    春儿到胤禟身边服侍后，与胤禟身边的这个护卫也常有交集。春儿长得本就娇小可人，那护卫对她也上了心，只是那人早有妻女，于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向胤禟开口提纳春儿为妾的事，直到春儿爬了胤禟的床，又被胤禟嫌弃，那护卫才知道春儿的心思。按理说，一个主子碰过的女人，作为胤禟的亲信护卫怎么也该断了念头，可是架不住春儿怕被胤禟嫌弃后又落得被人欺凌的下场，于是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将这护卫勾上了床。
    春儿说来也是天生媚骨，又被那老宦官调教过不短的时日，若当真想撩拨，那人又本对她有心，自然是手到擒来。那护卫说来本也是对胤禟忠心耿耿的，可偏偏英雄难过美人关，就在春儿这里陷进去。
    春儿被小顺子送出府后就给那侍卫送了信，说自己怀了他的孩子，于是不久后就被那侍卫派人接走，背着家妻子将她养在了外头。之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下了一个儿子，可惜孩子生下不过三日就早夭了。春儿疑心生暗鬼，觉得是我故意动手脚不想让她生下这孩子，于是挑唆侍卫说是我害死了他俩的儿子，让那侍卫私下背着胤禟作了许多事。
    这么多年的筹谋和动作，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么狗血的原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春儿和那侍卫最后是怎样处置的。”我问，这件事竟然已经查明，以小顺子的处事风格，自然会替我做好处置。
    “九爷前往西宁后，那侍卫一直留在京替九爷办事，说来两人都是九爷的人。奴才查明事情原由后，亲自将两人秘密押解去了西宁，将此事禀明九爷，让九爷自行处置。”小顺子说着从怀拿出一封信呈上。
    看了眼信封上熟悉的字迹，是胤禟的亲笔。展信一看，上面只有寥寥数语——
    “见字如晤，久不见甚念，然治下不严，只觉惭愧。如今二人伏诛，祸患已除，望卿安好无虞。卿安好，我便安好，珍重。”
    将信妥善处理掉，我问胤禟眼下近况，得知西宁虽偏远，但眼下还算清静，想了想时间，暂时不必担心，让小顺子派人多留意些，以应万全。
    过了秋，八月很快也就过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朝的矿冶业也日渐兴旺。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清政府认为的不利因素，即矿夫聚集，易生事端，地方官难以维持封建治安。因此，对矿冶业的发展究竟采取什么态度，便成了胤禛执政后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雍正二年九月初八日，胤禛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采纳户部的意见，正式下令禁止开矿。他认为“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而开矿谋利，则属舍本逐末，“殊非经常之道”。同时指出，各地开矿将使民人聚集，而官府难辨奸良，会出乱子，禁止开矿可以防止“游手无赖之徒”钻营闹事，保证地方安宁。不过，胤禛对云南采铜却不禁止，而且加以鼓励、扶植，以至云南采铜业发展很快。雍正初年，云南年产铜量为八九十万斤，此后逐年提高。胤禛对云南采铜业的特殊政策，实际上是为解决清政府铸造钱币所需要的大量黄铜，并非全面禁止任何开采，这一政策的推行在此后控制住了各地私矿泛滥的局面，垄断了一批朝廷获利甚多的矿产，缓解了康熙晚期国库空虚的窘境。
    禁止开矿的政策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朝官员们的利益，但胤禛态度决绝，朝官员也只能领命行事。我知晓弘历和弘昼手上也多少有些各地私矿的份额，便劝他俩尽快脱手，不可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