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俄国的战争威胁不过是无能狂暴罢了，在这个时候，俄国根本不敢和华东政*府开战，毕竟远东战争的损失，到现在还没有恢复。
    不过俄国的战争威胁没有吓住华东政*府，却让英法两国提高了警惕，因为英法两国可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东南危机了，而且两国对俄国是抱以极大的期望，并且也花费了巨资扶植俄国，就是希望俄国能在这个欧洲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在东方牵制德国，形成战略上的优势，自然不愿看到俄国在这个时候又将精力转向远东地区。
    因此英法两国立刻联合起来，向俄国发出外交质问，俄国是否真打算与华东政*府开战。并表示英法两国都不希望看到俄国与华东政*府开战，同时两国对俄国的经济援助禁止用于与华东政*府的战争。
    俄国本来就不想和华东政*府开战，因此收到了英法两国的外交质问之后，立刻向英法两国表示俄国并无意与华东政*府进行战争，只是这次是华东政*府拒绝尊守《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乌里雅苏台界约》等条约，无故侵略俄国的领土，并希望英法两国能够出面调停，并且向华东政*府施压，让华东政*府退出俄国的领土。其实这又是俄国的一个小把戏，希望借调停之名，将英法两国也拖入双方的冲突中来，毕竞只要英法两国加入进来，只会对俄国有利。
    不过英法两国都是老玩家，当然看出了俄国的这个小把戏，要知道华东政*府吞下的东西，是决不可能轻易的吐出来，而且两国没有足够的筹码，向华东政*府施压，当然就是有也不会轻易的使出来，至少不会为了俄国的利益使用出来，因此出面调停是根本没有可能的，而且两国还反其道而行之，希望这次借华东政*府之手，教训一下俄国，让俄国彻底对远东地区死心，将关注力完全放到欧洲来。
    于是两国回复俄国，这是华东政*府和俄国之间的矛盾，英法两国并不干涉，而且华东政*府也没有遨请两国出面调停，因此拒绝调停，只表示希望两国能够妥善、和平的解决双方的冲突，同时又再次重申，禁止将两国对俄国的经济援助用于与华东政*府的战争。
    见没能将英法两国拉下水，俄国虽然恼火，但也无计可施，只得选择忍下这一口气。其实这次华东政*府强硬的出兵，收回唐努乌梁海西北地区，也是想给俄国一个教训，毕竟华东政*府对俄国的小动作也是十分恼火，这次日本发动东南危机，俄国在背后的唆使支持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让俄国知道，耍这种小聪明没有用，一样会受到惩罚。
    到了这一步，俄国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选择忍下这一口气，吃个亏算了，同时也块决议，暂时不再挑恤华东政*府，而是等自己的国力恢复之后，再想办法拒这个场子找回来。但华东政*府的元老们却是知道，俄国基本没有恢复国力的机会了，因为几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在那场战争中，俄国将会输得更惨而且失去更多，既使是如旧时空那样，以红色帝国的身份重生，但那要至少也要等到十几年以后，那时华东政*府早己统一了全国，而且国力也远非现在可比，也不用害怕那个在旧时空里强大一时的红色帝国。
    俄国选择了服软，至此，华东政*府的北方军事行动也基本结束，除了西北的甘新青地区之外，中国北方，包括外蒙、外兴安岭、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己全部在华东政*府的控制下。领土面积己超过500万平方公里。虽然这时清廷的残余力量依然还盘据在甘新青地区，但己不足以影响华东政*府对中国北方的统治了。
    当然，华东政*府虽然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也没有放弃对西北地区的争夺，只是改变了策略，不再以军事行动为主要手段，而是以武力为后盾，西北军区正式进驻陕西省，保持在西北地区的强大兵力，然后对甘新青地区的原清廷官员进行劝降。期望能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劝降的对像，首先自然就是岑春煊。其实岑春煊对清廷并没有多少忠心，毕竟岑春煊又不是旗人，连汉八旗都算不上，在旧
    他的忠心主要是对慈禧个人，因为在庚子国变期间，岑春煊因极时护驾有功，在庚子国变结束之后，深得慈禧的赏识，被大力提拔，官至总督，位极人臣，达到了个人官宦生涯的颠峰，因此岑春煊对慈禧自然也有一份知遇之恩。不过在旧时空里，发生丁未政潮，岑春煊做为清流派的骨干，和瞿鸿禨联手，与北洋派领袖袁世凯及其后台庆亲王奕劻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果终于技差一筹，败下阵来，同时还失去了慈禧的信任，而且还罢官弃职。一直到慈禧死后，辛亥革命爆发，岑春煊才重新得到清廷的启用，出任四川总督，但岑春煊没有上任，并站到了革命阵营一边，宣布接受共和。
    不过这个时代并未发生丁未政潮，慈禧对岑春煊的信任一直没变，岑春煊对慈禧的忠心自然也一如既往。但现在慈禧己成了华东政*府的阶下之囚，而岑春煊虽然加入了溥伟政*府，但却遭到排斥，溥伟南下并没有带岑春煊，而是把他留在陕西，面对人民军的兵锋。岑春煊的心里，肯定会有诸多的怨言，以及对溥伟政*府的不满，因此劝降岑春煊，还是有很大的机率的。
    而另一位劝降的对像是在青海佑宁寺居住的第七世章嘉活佛。
    章嘉活佛，是内蒙古地区喇嘛教格鲁派最大转世活佛。第一世章嘉活佛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因此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清廷册封的四大活佛中，要算章嘉活佛的政治地位最高。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清廷敕封第二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从此“国师”这一尊号便成为章嘉活佛的专利，其他三位活佛都没有领受过这一尊号。并在五台山、青海、北京、内蒙古地区都设有章嘉活佛的驻锡地，也是四大活佛中驻锡地最多的一位。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廷更是正式明确“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也就是说，除了西藏，青新甘蒙等地区的教权，，都由章嘉活佛系统管理。当然，由于外蒙古有哲布尊丹巴活佛存在，章嘉活佛系统实际是无法掌管的，但从此之后青新甘内蒙地区的教权，则正式归于章嘉活佛系统的管理之下，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雍正皇帝又正式下发谕旨，确定定了四大活佛的地位，并在谕旨中指出，章嘉活佛在其他三位活佛之上，其他三位活佛则地位相等。
    但在宗教地位上，章嘉活佛又远不及其他三位活佛，在被清廷册封之前，另三位活佛都是在藏青蒙地区早有名望的宗教领袖，清廷对他们的册封主要还是因时就势，而章嘉活佛系统则是清廷一手扶立起来的，主要的目地自然是分解另三位活佛在青新甘蒙等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些活佛在青新甘蒙等地区并不是简单的宗教领袖，而是政教合一，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实力。
    评心而论，这四大活佛系统为清廷边疆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由其是在清廷的中期，领土面积一度达到封建王朝之最，这四大活佛系统也是功不可没的。
    从此时开始，的格局算是正式确定下来，虽然看似四佛并尊，其实在清朝统治秩序而言，是一高三低，章嘉系统以“国师”的尊荣，驻京陪侍“密近天光”的地位，成为清朝皇帝最为倚重的活佛系统。
    而章嘉活佛系统又最为特殊，在宗教上他的地位不高，实际的影响力仅限于青海湟北一带，虽然贵为“国师”，理论上掌管青新甘内蒙地区教权，但其尊荣、地位完全来自于清廷，亦即中枢政*府。而一但失去了中枢政*府的扶植，章嘉活佛系统就会立刻被打回原形，因此章嘉活佛系统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在旧时空里，紧跟时代步伐，在近代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大变革中，章嘉活佛系统数次毫无挂碍的迅速完成华丽转身，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变为北洋政*府，章嘉活佛系统顺利完成从大清国师到北洋政*府国师的转型，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章嘉活佛系统又顺理成章的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当然各个政*府也都对章嘉活佛保持极高的礼遇，毕竟这样一位在西北边少地区拥了极大宗教、政治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主动投靠，也是每个政*府都需要的。因此无论是北洋还是国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南京，章嘉活佛也都是大国师，保持极高的政治地位。